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个打工的外地孕妇，因为难以忍受产前的剧烈疼痛，在自己家中，用自家厨房的菜刀，自己剖腹生产，自己割断脐带，血泊之中，幸被发现救治，孕妇生还，腹中双胞胎，一个死亡，一个存活。

就医难，贫穷和钱，可说是导致这一惨剧的三大问题，但是贫穷和钱，仅仅是问题的表象。道德和良知，也仅仅是其衍生物。人们没有不期望长生不老，没有不期望疑难症、绝症得到救治痊愈的。人们希望就医不难，仅仅希望量入为出，多发病、常见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希望能定期健康检查，防病于未然，治病于始然。然而,就我国现在的医药现状来说很难。

中国医疗卫生改革自1985年启动以来，迄今已有二十年的时间。2005年以来，关于中国医改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医改的成功之处以及弊端已经大体显现。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最终端——社会大众，其对中国现有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机构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看病难看病贵”、“吃得起肉抓不起药”。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药品价格过高已经成了百姓的一块心病，同时也正是当今医改的“瓶颈”之所在。能否解决这一问题，控制住药品价格，上关系到中国医改的成败，下关系到千万百姓生计，不可谓不重要，不紧迫。

截至目前，药价已经17次降价，但老百姓并未感到实惠。为什么药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药价虚高的源头又在哪里？

通过走访大同矿务局职防院、山西莱克制药、榆次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一些患者，并结合一些资料,我觉得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医疗体制、相关政策方面的某些不足和漏洞，以至于管理不善，不少人钻了体制的空子；二是药品流通环节的冗杂，药品在流通环节中的一些公贪私占，回扣丛生。

一、大环境——国家医疗体制及相关政策有某些不足之处

1.人民币升值,物价上涨

随着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一系列的物价上涨,药材也不例外.许多原材料都在涨价,迫使一些药品的价格不断上涨。

2.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片面市场化、商业化
　　纵观中国医改20年来的历程，其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不同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关系由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微观组织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政府定价药品品种覆盖面仍比较小，不到10%，而由市场调节价格的药品却占90%以上。政府改革的初衷是将医疗机构变成多元化主体，鼓励通过竞争提升救治质量和效率。但推行至今的结果是，市场并没有显示出解决难题的有效性，同时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却大幅度下降，失去了对卫生事业公益性的引导作用。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公立医院私营化，医院往往愿意把床铺让给有钱人。

而片面市场化必然导致趋利性,人们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

因此，医疗不能如此片面市场化，有如教育。退一步讲，即使教育可以市场化，医疗也不能全部市场化，因为医疗面对的是中国百姓的生命！

3.国家医药相关政策的不完善（关键）

（1）为了减少药品流通中的腐败,我国自1999年实行药品招标制度,至今已实行9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招标采购遏制医药购销中的回扣。然而它在实际运行中走了样，被业界称为“阳光下的腐败”。招标机构在确定中标企业时,考虑的因素主要是:价格占40%，质量占40%，服务占20%。除前一项是硬性指标外，后两项全是灵活指标，随意性较大。于是，即便在同一省，或同一地区，招标中标价也可能因招标时间和评审专家的不同，对同厂家、同规格、同品种的药品，召出不同的价格。普通规格、剂型的药品常常会有多家企业竞标，竞争相当激烈，价格也会压得很低，即使企业中标也难获利。而新规格、新剂型的品种竞争对手少，中标可能性大，价格也相对高。为了中标，企业挖空心思给药品改剂型。

两年前，药监局从卫生局分离出来，增加了审批新药的数量，每年审批通过的新药多达1.5万个，而欧美国家从研发到临床，一种新药的开发大约需要3—5年的时间，并且特别注重药品保护期及它的知识产权。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审批新药更是助长了老药翻新、廉价药变高价药。其结果是市场上的药品品种越来越多，价格反被提高了，这就背离了招标的初衷。

（2）此外，国家发改委对药品进行了管制。

2007年5月，国家发改委对260种西药进行限价，并宣布经过24次调价限价，1500种国家定价药品价格已经全部调整到位。此后，发改委将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降价，而采取每两年微调一次的方法加强对药价的指导。政府如此大手笔的改革却未引起百姓多大好感。面对发改委多次限价措施，许多人反映药价并没有降，一些廉价药反而买不到了，“药价频频降，百姓没感觉”。国家允许医疗机构按照15%的进销差价获利，药品中标基数越高，顺加额也就越高。在医院总收入中，药费收入占60%，因此，医疗机构更愿意选择价格高的药品。而价格低的药品，由于顺加额小，也就难以进入医院。药品一降价，医院就重新选择价格相对高的品种，医院不卖降价药，企业何必生产？这是廉价药短缺的根本原因。而廉价药的短缺正是药价过高的一大重要原因和体现。

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二次招标”的怪现象。一位业内人士说，目前，各省每次投标的品种都超过5000种，一般中标品种有几千个。而一家三甲医院药房的日常药品也就1200种左右。因此药品中标并不意味着就能进医院销售，这就派生出“二次招标”，即在招标完成后，中标企业再公关医疗机构以使自己的品种能真正进入医院销售。“回扣”再度现身，不仅使公开的招标成了摆设，药价也很难降下来。因此，药品招标制度亟待完善。

与此同时，进口药和合资药却都享受单独定价，不受发改委药品降价令的影响。比如，国产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克/支）售价为10多元，进口的却卖到90多元。医院如使用国产，大致每支可加价1.5元,若销售进口则可至少加价13.5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的降价，国内企业会因利润小而无法与跨国企业相竞争，其结果，百姓只能选择合资药，药价会更高。

（3）我国还实行了医药分家的制度，南京市是一个典型：南京市自2006年起实行药房托管，变医院药房进药为托管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采购药品，其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医药代表到处活动的现象，形成了医院与医药经营企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据南京栖霞区，雨花台区医疗机构对十种常用药药价的统计，分别比托管前下降14%和17.2%。但也有专家指出目前的药房托管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院和药房的经济联系，托管费的存在也就相当于把过去给医生的钱给了医院。医院的利益是最大化了，但如何保证就一定能让利于患者呢？所以医药分开还是要着眼于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是把药房放在医院还是搬出去。

而且，呼吁医药分开的医院都是南京市的中小医院。大医院都持观望态度。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黄峻在一次座谈会上这样说：“我反对“一刀切”把医药完全分家的做法。在目前的运行机制下，医药分家并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相反，药房为了自己多卖药，可能也会暗中与医生有利益联系。第二，药房的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很难完全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医院药房药师除了拿药，更重要的职责是为患者咨询怎样用药，如果完全医药分家，医院的执业药师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到社会药房去工作。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太少。比如我所在的医院，每年政府投入1800万，只够全院850位退休人员收入的1/3，加上医院2000多位在职医务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奖金，还有医院要运行、发展，几乎全靠医院自己去挣。政府取消15%药品加价，改变以药养医，前提是要把财政投入的不足弥补上。”

医院的赢利模式没有改变，医药分家就是空谈。

（4） 药品在全国各城市之间不可直销，这是多年建起的隔离墙（壁垒），如外省市的药品要进入北京各医院和药店，都首先得经过北京市的各医药经营批发公司。就因为这种隔离墙制度破坏、限制了医药产业的发展；为大批公贪、私占者大开方便之门，使药厂研发和基础建设资金全跑到这批坏人腰包里去了，各药厂花费人力、精力、财力比正常的经营活动大出十几倍以上。

在垄断壁垒的庇护下，各城市中的大大小小有批发权的医药公司，都控制着部分医院和药店药品的供应权，也同时控制外埠药厂不准直接向他们控制的医院、药店进药。所以，外埠药厂进药首先要做某个医药公司的工作，成功后再由该医药公司的人将药厂介绍给医院和药店。或者先做好医院工作，再由医院介绍给他们联手的医药公司也可以。医药公司就等开票拿费用和回扣了。

各医药公司的公贪、私占约占药品价格的13～15% ：给医药公司（单位）回扣率5—6%（各药店回扣率大都在3—5%上下）；头头（1—3%）、部门主管和财务各5%左右（多年来的常规）；吃喝玩、送礼另外。他们坐享其成、大发其财，所以不准直销的嬖垒机制，是不科学的、只有利于少数人公贪、私占，破坏着医药产业发展，行业里也称他们为贵族。

（5）药品成本定价工作不到位。药品价格虚高有一部分是成本虚高，而对药品生产企业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定价机制和真实成本核算机制。

（6）社区医疗也是政策之一，但政府只是投钱建，实际运行中却让社区医院自负盈亏，这样社区医疗无法发展，更难履行政府要做的公共卫生职能。

（7）医疗保险的脆弱

我国现在没有一套全面覆盖的医疗保险机制，人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政府的补贴，将缓解费用支付的压力。在城市里，医疗保险一般与单位挂钩，通常有单位的人就会有一份医疗保险。但在过去10年，中国医疗保险覆盖率在大幅度下降，城镇覆盖率人口只有1亿多，下岗和失业、待业人员、老年人、儿童等人群游离在社会医疗保险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许多中小城市里，有一些单位并不会给职工办理社会医疗保险，职工的意识也很淡薄，认为只有在体制之内的人才配有医保，这个比例很高。而在中国农村，8亿人口没有得到医疗保险，但有官员表示，他们将把医疗保险向农村推广作为奋斗目标，在最近几年也有全面实施的可能。

每当有医疗机构呼吁政府要加大投入时，往往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原因在于，即使政府给某些医疗机构以一定的投入，普通百姓得到的好处往往不太明显。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政府的投入被某些人、某些机构截留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们就不能保证公共医疗的投入能公平地用到百姓身上，百姓看不起病的难题就难以破解。

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我国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不够，医院收入仅10%来自财政拨款，只有靠赢利去生存。加上处方诊疗系统不健全、科室承包制，导致医院卖贵药，医生乱开药、开大处方，使老百姓看病贵，公立医院干的不是公立医院的事。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医疗保险的老百姓自然觉得药价高。

4.药品价格监管难度大
　　如前所述，当今医疗体制下，大多数药品在性质上已经等同于商品。那么对于商品价格有监督管理权的，当属消费者自身和政府相关部门。但这两种监管难度是十分大的。患者无法参与到诊疗过程中，无法决定药品的选择，医生开出的处方笺，类似于格式合同，即一方当事人对于另外一方当事人已经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全部不同意的合同，亦即一方当事人要么从整体上接受合同条件，要么不订立合同。简而言之，患者对于医生开出的药方，只有完全不接受——弃之不用，或者完全接受——划价缴费取药两种做法，而不可能改变处方内容或者药品的选择。从实践层面而言，患者通常选择后者。

药价居高不下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大部分是体制造成的。目前这种医药管理体制就是公贪私占、药价居高不下、回扣风久禁不止、假药遍地的士壤。体制问题不解决，医药行业里这几十万(近百方) 贪占份子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二,流通环节中出现的腐败现象

药品从生产到使用要经过以下环节:生产企业—医药经销企业及中间商—医院—病患

如果药品生产出来就送到配送中心然后直接到患者手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多的回扣，但我国药品流通环节太过冗杂，并且其中每个环节都有造成药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1,生产企业

（1）一些医药生产企业利用医院是免税单位的巨大便利，通过向医院和医生返还利润或实物的隐蔽形式，大肆隐瞒企业利润，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引发行业腐败。

作为促销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销售返利在医药行业的市场营销中应用很普遍。在医药生产企业，生产商为了偷逃企业所得税，通过虚开大量劳务费用发票或购买假发票，虚增企业销售成本，降低应税利润，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南昌市国税局稽查发现，一医药生产企业两年半的时间里销售收入达2.26亿元，而在销售费用中虚列的劳务费用发票高达6030万元。

税务部门稽查发现，医药企业的返利都以“回扣”和佣金等形式返还给了医院或医生个人。据业内人士透露，企业给予医院的返利一般要占药品销售收入的23％左右，而医院不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不属税务机关检查的范围，个人所得又较隐蔽，因此所得税也被偷逃，造成税收流失较大。

“要想当市长就得办药厂、劫道不如倒药” 的思潮影响下，全国各省市一窝蜂的上药厂、办医药经营公司。于是变成了一个人的饭几十个人吃的混乱局面 。

（2）市场放开 药厂转产高价药

“那些卖几元钱甚至几角钱的廉价药正在从医院慢慢消失，这早已不是秘密。”

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年代，药厂清一色都是国营。药品按国家规定定点生产，保证销售。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药品市场放开，大量合资、独资药厂进驻，给国营药厂带来竞争压力。

那时，国营药厂生产的一些低价药品利润非常低，使用人群范围也相对较小。迫于竞争，为了生存，不少国营药厂开始调转“枪头”，转而生产一些价格高、利润高的药品。

这个时期药厂的“转型”好比“买股票”，哪种药品(股票)利润高，厂家就“买”哪种，市场处于失控状态。

改头换面低价药标上高价

有一个数据值得一提，据医药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1万多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受理的新药申请仅148种。

药厂为了提高利润，动足脑筋开发“新药”。新药的开发手段可归纳成“3种武器”。

-加料

在原先廉价药的配方中添加一些辅料，然后改一下剂量，身价立即飚升，成为“最新上市药品”。

有一种以青霉素为核心成分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但加入一些其他成分后，换了一个名字，价格狂升至每盒150到600元！

-整容

把原来的注射液整成粉状药品；把原来的片剂药整成胶囊药；把原来的粉状药整成颗粒状药……一些廉价药经过改头换面，堂而皇之地标上高价，再次送进医院或药房。

-改名

百姓对此比较了解，比如治胃病的西米替丁，每瓶100片仅售4.5元，改变包装并更名后，每盒20片售价升至43元！

一些药厂运用廉价药“退市策略”，脱掉廉价药低廉的外衣，换上昂贵的新装，所谓“新药”就此诞生。“廉价药的每一次蜕变，就是一次药价的急速提升。”

而“新药”的背后，则是高额的药费。举个简单的例子，青霉素是以前病人们最常用的抗生素类药，市场价每支0.81元。但在几年前，青霉素渐渐从医院的药房和医生的处方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支卖到18元——78元的头孢他啶。

还有一个严峻问题，年轻的临床医生对廉价药的认识几乎为空白，他们不愿或不敢给病人开廉价药。而整个药品市场80%的药品都是通过医院流通的，如果医生不愿开廉价药给患者，那么廉价药很有可能永远被打入“冷宫”。

（3）假药遍地

想要保障各流通环节的畅通，药品生产商就得掏出相当一部分的“维护费用”以满足部分人的公贪、私占和回扣，为此药厂除了变招涨价、就是为降低成本而造假。药品的核心成份含量降下来，成本就低了，也就成了假药。这些假药基本是常用治疗药品，害人久病不医、死亡无据。

假药在整个医药市场上占有量惊人之大，除直接进入医院和药店外，大部分进入国内各大医药市场；如河北安国、东北医药大市场（特别是通化假药更严重）、广东、四川、山东潍坊；特别是安徵省的“太和”，是最早、影响最大的假药市场；每天有几百辆大货车不断将假药送向全国各地去害人。

2,医药经销企业及中间商

这是药价居高不下的大弊端，“齐二药”严重药害事件现在还让我们记忆犹新，主角“亮菌甲素”，出厂价仅5元，到病患手中却猛涨至46.1元，翻价8倍多。那么这40多元的加价都加到哪里去了？据调查，广州金蘅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每只5元从齐二药批发然后以34元高价卖给广东医药保健公司，利润高达580%；而广东医药保健公司以每只36元卖给了中山医院，中山医院卖给患者的时候又涨了10.1元。由此可见，此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加价都被中间环节瓜分了。医药公司之所以大幅抬价，是将给医生和打通销售所需费用预先加到了药价中，也就是回扣。虽然正规医院每年都有药价年检，但提成和回扣都在出厂时就已加到了药价中，根本查不出来。源头还是国家，医院和中间商只是利用了体制的漏洞罢了。

我国目前有5000多家药企，近7000家医药分销商，医药生产和经销的开放竞争程度远高于医疗服务领域。与此同时，药企生产的药品以仿制药居多，同质化现象严重。全国能够生产“抗菌甲素”的企业就不下百余家。同类药品多的是，当然是谁给的回扣高就进谁的。于是药企间的竞争就变成了“回扣战”。回扣是药商们在竞争压力下让出来的利益，可是这部分利益，没有落入患者的口袋，却进了某些医院和医生的腰包。但这笔钱的最终买单者是使用药品的病患。

去医院看一个普通感冒，就需要花费120多元钱，而同样去药店购买药物，则至少要比医院便宜30元钱。为什么通过招标采购到达医院的药品，价格却高于药店呢？

医院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但还有一种人很有发言权，那就是医药代表。一位医药代表讲述了医药招标和药价虚高的内幕，医院的药品价格之所以较高，是因为药品经销层次太多。

医药代表称，层层医药经销单位和医院就占了整个药品销售利润的50%以上，药价当然高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非招标药品也能够顺利进入医院。

据这位医药代表介绍，自从实行招标采购以来，药企需要“公关”的对象越来越多。过去，他们公关的对象主要是医院的一些药房主任、药剂科长、临床医生等。现在，由于大量管理机构的介入，招标办、卫生局等全都进了需要公关的名单，甚至药房统计药品数量的人也要列入。而医院通过招投标的药品，价格肯定要比没招标进去的药便宜，利润也要低，当然给医生的回扣也就要少了。因此，医生开药肯定用贵的，因为回扣多。医生每月所拿工资远远比不上他所拿的回扣。

3,医院

（1）国有医院的趋利性

重复检查、不必要检查，正成为医院的一个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医生随手开“大药方”的现象也很严重。能用便宜药偏用高价药，能用一种药偏偏“联合用药”，治个感冒几百元，开一次药保你吃半年……像这种“大处方”，很多人都遭遇过。

据有关知情人士透漏，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厂“回扣”的同时，医院也是受益方，所以大多数医院对大处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

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大型医疗设备滥用现象，本来可以通过常规物理检查来诊断的病，医生却过分依赖诊断设备。比如肺炎一般不需要做CT，肩周炎没必要去拍片。再以骨折为例，如果拍片可以证明物理诊断是正确的，就根本不用一遍又一遍地做CT、核磁共振。但现在你到医院去做检查，往往最该用的检查手段一个也不用，间接检查如核磁共振、CT这些价格昂贵的项目倒是一个都不能少。

有专家指出，科室承包制的存在为开大处方和重复检查火上浇油。一些医院的科室承包给个人后，医生为拿回扣经常开很贵的药，而用先进仪器重复检查也成为“发财”的秘诀。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解决国有医疗机构乱收费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趋利性”。

国有医院应该是政府实行预算制管理的机构，医院的基础建设、设备采购、人员经费等开支主要靠政府财政支付。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绝大部分医院除了医院资产属于国有之外，都是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出现一些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乱收医疗费的现象。

当然，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国有医院都由政府负担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特定医院的费用，如为低收入人群、传染病患者开设的医院，在这类医院可以实行低收费政策。

（2）下滑的医德医风

由天价医药费暴露出的管理之漏洞、体制之弊端，已成众矢之的。然而医生王雪原的话，却值得让人深思：“一个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体制，引发天价医药费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却是职业道德的失守”。

然而，就我国现状而言，即便是穷人，也越来越相信金钱的作用，他们砸锅卖铁，也要凑齐给医生的红包。因为，当某些医生医疗信用、医德水平降至最低点后，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往往愿意不惜重金以确保医院的信用底线和医生的道德底线。

但是，很多人都错了：面对贪婪的某些医院，病人的“慷慨”非但换不来尽心、敬业，反而会加剧其账单造假的欲望。

医院的公贪、私占和层层回扣的费用就更大了。经常以开推广会的形式和别的形式请吃喝、送礼（钱），医药公司和医院领导和部分人员（主管中层和财务人员）的吃喝玩，叫联络感情，一般节日小送礼、春节大送礼（钱）。

过度治疗倒成了社会的一个“疑难杂症”，目前似乎无药可医。因为，过度治疗并非发生在一个医院或一个病例身上，它几乎已形成全社会通行的医疗理念和社会风气：药越贵越好、检查设备越高级越好、不该吃补药的盲目进补，还有什么洗肠洗血之类……

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为中国百姓心头所系，可是，疗救医界的职业操守可能更为急迫。把所有板子都打在医生身上，或许有失公平，其实，由体制之弊带来的业界职业精神失守，并非仅仅局限于医院。倘若一个职业医生在工作时却走向自己职业精神的反面，且不以为耻的话，才是真正令人心悸的后果。

（3）医院某些制度的不合理性

也有专家认为，医疗费用的上涨从长远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多开检查和治疗单以及重复检查，也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医风医德”。一个现实的例证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要求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由医院提供证据。“在目前医疗纠纷增加的背景下，医生在治疗的同时不得不想到要保留诊治证据，无形中增加了诊断项目，提高了诊疗费用。而目前要求实施的临床路径则与此类似，在最大限度降低临床诊治个体化误差的同时，诊疗费用也不可避免地要上涨。”

一些医院也存在管理问题，因为很多院长原来都是学医的，对管理还是不太精通。

再有就是医院处方的不透明，如果感冒比较重了，甚至引起并发症，你就可能到医院就诊。大夫开的药方基本跟甲骨文一般，没几个字能认识，即便认出来了也不知道药品价格是多少，心悬到嗓子眼到付款的窗口，果然没个百八十元是不行的。看来不透明的医院处方，也是药品高价的所在。

我国药品80%是通过医院销售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决定了医生手中的处方权就是药品的生存权，更是回扣生存的土壤。尽管连续几年大力整顿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但据全国纠风办统计，仅2007年，全国医务人员上交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依然达4亿元。可想而知，实际上回扣的金额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患者是药品市场需求的主体，我们老百姓在使用药品。不过总不会是老百姓自己钱多了撑得偏要买高价药吧？当然是医院的大夫决定着患者使用什么药品了，恐怕很难有哪个患者到了大夫那里自己的知情权还能得到有效保障！大夫的几句话就可以把你说得云里雾里而乖乖就犯了。也从没听说过哪个大夫能提供可选择的同类药品清单，说清楚药品的差别，让患者在上面自己选择打勾；选择药品是大夫的事，如果你非要自己带药到医院，医院可是对任何不良后果不负任何责任，本来选择用药就该是大夫的事嘛！这些到医院都不用患者自己操心，只要带够钱就成。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住院，大夫是可能根据你的腰包来开处方的。

4,病患

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患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做哪些检查以及用什么药，都由医生决定，患者只能无条件服从。

与此同时，人们有病都喜欢往大医院挤，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这些医院的门诊医生一天接诊患者少则几十名，根本没时间给患者详细解释病情、治疗应该注意的事项等问题。

为了保障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卫生部曾规定：医院必须每天给病人结算清单，病人出院时，应该提供完整的病历让病人或家属复印，即我们所说的“一日清单”。这一规定在有些医院得到了执行，但在某些医院却是“聋子的耳朵”。甚至，一旦有人坚持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大多数患者家属考虑到病人的性命掌握在医生手中不敢索要收费账单。

对此，有专家认为，应当将“一日清单”这一规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固定，并加大对违反者的处罚力度，才能促使这一制度得到落实。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医生收受贿赂的恶习是病患“惯”出来的，看病希望找个好医生，生孩子希望找个有经验的大夫，做医疗器械检查都想着找个仔细的、负责的人，于是不惜花费重金给医生送礼，目的居然是希望医生可以尽他们的本分，长此以往，送礼就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些不送礼的人倒成了异类，医生也慢慢把自己的义务当成了权利，整个社会的大风潮如此，病患及其家属难辞其咎。

以上所述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都亟待解决 ，对此我从一个百姓的视角出发提一些建议，希望可以给大家日常看病带来一些方便，仅供参考：

一.老百姓看病的省钱方法

面对居高不下的医药价格，总结了几种日常看病的省钱之道。

省钱方法一：小病别挂专家号

每个患者几乎都想找专家看病，似乎这样心里才踏实。但一些任何医生都能够诊治的常见病如果也挂一个专家号无疑是浪费。而且一些专家号还不是每天都有，如果一心要看专家，没准还会耽误了疾病的及时诊治。

目前存在市民得小病也要舍近求远进大医院的情况，这说明社区医院的软硬件都需加强，尤其是医术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从而改变小病看不了，急病不敢看的尴尬现状。

省钱方法二：病历切莫常更换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那就是看病不喜欢带病历，每次都是图省事花几角钱再买上一本病历看病，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老病历上往往记载着你以前的病史和一些重要的检测结果，这些资料是医生诊治的重要参考。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患者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许多本可以免去的检查就要从头开始，这会加大看病的开支。

省钱方法三：别把贵药当好药

药理学家对“好药”的三点定义：一是必须疗效确切；二是对人体的副作用小；三是相对价格低廉且便于使用。由此可见，人们在选择药物时，决不能把新药、价格高作为“好药”的衡量标准。

省钱方法四：请和医生多交流

假如你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不能支付太多的医疗开支，不妨直接把这些想法告诉医生。而且如今国家“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正在加速推行，患者不但可以在医院取药，还可以凭处方到药店里照方拿药，选择最低廉的价格，这是患者的权利。

省钱方法五：切莫自己先送礼

中国人的习惯是怕医生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想要看好病就得送礼，其实没有必要。习惯是慢慢养成的，每个人都不送，自然就没有人送了，我们要相信还是负责任的人多。住医院的时候尽量将每天的花费打出清单，我们要花明白钱。

二.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不是因为某个医院、医生，而是由于整个医疗卫生体制出了问题，故而其解决之道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能久拖不决。看病就医贵就一定得从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制度着手。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应当像烟草一样，实行国家专营，杜绝中间可能出现的猫腻环节。卫生部门、物价部门应该把此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解决。因为医院的监管相对单纯，但医药流通领域就很复杂，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药价至少能下降四分之一。

政府应切实减少重复的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同时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建立第三方监管的网络平台，就能挤出药价中的水分，把“差价”换给患者。 政府也可以建立药品集中配送中心，药品从工厂出来后，直接进入配送中心，然后再进入医院，这样不但更透明，也减少了很多环节。

中国也应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执业医师的信息网。这个网应该由医疗保险部门主导建立，卫生监督等部门配合。医生的处方是否规范，做手术是否出现过医疗事故，这些有关医生信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上公开。

建立产品鉴定体系，制止老药翻新行为。在实施调价及可享受医保购买措施后，廉价药生产供应仍存在一些困难，市发改委、市经委、市财政局已把廉价药纳入市级重要商品储备管理体系，拨出专项资金补助解决，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发展社区医疗应因地制宜，老社区可整合原有的医疗资源，在建或待建社区则要提前规划。

从整个医疗机构和诊疗规定入手，抓合理用药等基础性工作。比如，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减少病情加重后的费用负担，或者3天就能治好的病不能拖到10天。

政府应该逐步改革付费模式，将现行的按项目付费改为按疾病种类的预付制，如一个阑尾手术，政府定价2000 元，患者不再出其他的钱。实行这种付费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医院和医务人员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可能，同时督促医院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而节约医疗资源，改变国有医院的“趋利性”。

据了解，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国都实行了预付制。当然，如果要实行预付制，就必须对医疗质量实行严格监督。

健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第一，低保人群由政府买单。可以指定医院，低保人群就在这家医院里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第二，普通人群走保险，我们只有两亿的保险人口，这个数量应尽快扩大；第三，个别人群，如果你有钱，愿意支付更多的钱，就应该可以买到更多的、更新的、更昂贵的药品。

逐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使全国98%以上的人享有医保。同时还应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实行医院收支两条线，逐步提高医生护士的待遇，杜绝回扣等非正常收入，真正办好公立医院。

三.医院应采取的措施

严重杜绝医院给科室分经济指标的行为，尤其是公立医院，毕竟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对医生的监管也要加强，包括医德、素质等，患者也是医生的监督力量，配合国家药品检查机关办好每年的年检工作。

一些医院确实存在管理问题，因为很多院长原来都是学医的，对管理还是不太精通，医院应聘请有管理经验的人员来专门从事管理工作，医院加大对医生的监管工作。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廉价药有很好的生产供应模式，比如由政府指定一些药品厂家生产，然后在税收、定价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保证这类药品的稳定生存。“‘冬眠’已久的廉价药该醒了。”如果医生这道关能把好，廉价药的返市会给老百姓“看病贵”的坚壳撕开一条口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医生自己，应尽到自己医生的职责，努力为病患谋福利，不要让“白衣天使”变成虚名，积极地抵制贿赂，对于别人的收受回扣的现象要不畏强权，勇于举报。

四.生产厂家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药厂生产的药品成本与价格倒挂，导致厂家亏本，可向市物价局申请适当调价，这样能尽量解决廉价药利润小的难题。

药品须标明实际出厂价，即扣除各种折扣后的含税出厂价，其零售价不得超过实际出厂价对应的档次流通差价。而各环节的加价率也要以书面等形式告知购货单位，各省主管部门将根据本地情况，综合考虑成本，降低医疗机构对试点药品的实际加价率。

五.中间商应采取的措施

药品一旦挤掉水分，合理定价，就没有多少送回扣的空间了，因为没人愿意亏本。

现行药品流通体制是上游分散、下游垄断，除了几个有实力的品牌企业，绝大多数药品生产厂家对医药公司和医院又恨、又怕、又离不开，药厂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能力。各医药公司个人都发了，医院大楼不断兴建、院长和医生都成了财主。欺诈拖欠药厂的药款过大、时间过长，使各药厂失去了研发和再发展能力。我们的实施方案是，不压各药厂的药款，恢复药厂资金的快速流通。

前面说过流通环节的冗杂，我们应减少流通的环节，减短药品从生产出来到患者手中的距离，一层层的加价少了，药价自然就降低了。

严格地遵守国家法规，尽量避免送礼、给回扣的不良作风，遵守职业道德，采用合法的手段扩大市场份额。

当然，也有人提出药品不能当馒头卖，药价不能降，药品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附加值的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够仅仅与它的成本相提并论，这只是医改的时间问题。

中国有很多暴利行业，医药只是其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才被人们如此关注，陶宝网最近有一句广告语：不怕买贵的，只怕买贵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买贵了，但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现状，没有人不需要吃饭，也没有人不会得病，一个国家首先应该把这两样问题解决掉，要想改变，根本还是要从国家经济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入手，逐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同时还要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国家替百姓把吃药看病的大部分钱出了，就没有人再喊贵了。

医改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是一个牵扯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众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局部的改革能凑效的，我也只是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分析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希望跟我一样的普通人能够了解真相，把钱花到实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