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2030年的中国调查报告

　　3月5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对中国今后二十年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广泛的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历史性经济成果得益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包括实用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区域竞争、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以及与全球经济的逐步一体化等等。报告一开始用一个戏剧性的图表显示，如果把中国31个内地省份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它们在过去三十年会全部跻身于世界上32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中，突显中国经济增长基础之广泛。

　　该报告还概述了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将面临的风险和机遇，比如，工业化进入不同的阶段、资本劳动比、人口结构、经济再平衡、对外收支、绿色增长、工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等等。

　　换一个角度，该文作者认为中国将面临四个基本的经济挑战：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我进一步认为，这些挑战实际上可能因祸得福。如果把这些因素处理好，它们反而可以变成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来源。

　　在劳动力方面，从过去几年的趋势看，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伴随着制造业的实际工资稳步上升，这一趋势最近还有所加速”。但是，正如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的省份，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在中国仍有1.7亿人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伴随着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形成的庞大中产阶级，已成为国内和全球需求的增长源，同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通常也会促进良好的治理制度，并促进社会稳定。

　　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过去中国经济在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上比较密集，这可能制约中国的增长。其实，大宗商品价格过去几年的持续走高已经让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把高能源价格考虑在其中。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也创造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以降低资源的使用，实现“绿色增长”。

　　在资本方面，随着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会逐步减小，但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的，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只有美国的8.7％，持续的资本积累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给中国经济带来动力。

　　最后在技术方面，尽管采用方便和廉价技术的机会将逐渐减少，但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进入全球技术前沿，甚至在一些领域（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推动全球技术进步。中国教育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其他科技毕业生。此外，中国可以越过一些过去发达国家必经的中间阶段，不必考虑发达国家对老化基础设施的废弃成本（lock-in costs），可以用最有效益的方式直接采纳前沿技术。

　　除了这四个基本经济因素，我们还需要分析中国将面临的全球环境。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的，中国过去三十年已受惠于有利的全球环境，包括相对开放的贸易环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世界市场的扩大、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内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这些有利的全球性因素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而且，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也将部分抵消来自西方的需求不足。但该文作者认为，还有其他三个应强调的全球趋势。

　　首先是国际政策的协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虽然G-20运作起来有时还磕磕绊绊，但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之间协调政策的事实上的平台。布雷默和鲁比尼用G-Zero来描述世界缺乏领导力或协调的状态，但世界各国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高，好比各国之间互相持股，G-Zero状态和政策上的我行我素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得不偿失，因此各国都会极力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孤立事件总是会发生，但国际政策协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央行以及其他全球和区域性机构通过增资和其他途径进一步巩固它们的作用，G-20运作逐渐成熟，我们可能看到更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

　　其次是国际社会对政府应在经济规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达经济体当前的经济情况表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可以说对市场的盲目信任直接导致了现在这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展望未来，中国将在更开明的国际环境中运作。正如我们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看到的，总会有人继续发布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危险警告，但“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剧本，新旧模式将并存和竞争。中国模式的国际空间将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最后是“和平红利”。虽然美国选民可能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大经济和人力成本，但韩国、越南、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在上个世纪都经历了各种军事冲突，它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代价，会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继续从区域和平红利中获得实际利益，像汉唐时期一样“休养生息”，以获得长期的经济繁荣。

　　如果中国内部的基本经济挑战可以变成增长的动力，如果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会持续改善，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取向最有可能影响中国人对高收入社会的企盼呢？我们还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具体问题：中国能否继续改革和重新定义“中国模式”以适应情况的不断变化？在国际上中国能否将自己新获得的领导力转变成世界和自身的实际利益，而不是继续韬光养晦？中国能否重新建立一个超越狭隘经济利益的价值体系？最后，中国能不能定义出一个切合实际的高收入社会的目标？

　　首先，中国模式包括国家的长期规划能力和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根据地区性的试验、反馈回路、内部问责制，鼓励区域或本地竞争。中国要继续成功的关键是实现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最佳组合。中国模式的标签是超强的适应性，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组合应该是一种视情况而定的动态组合。

　　其次，在国际上，中国别无选择，最终将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行使领导权。我们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到，如果合理行使这种领导权，可能会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大量的“领导者溢价”（economic leadership premium）。

　　再次，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或精神信仰，很多社会关系是短期性和交易性的。业务往来必须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腐败行为进一步削弱了任何其他层面的信任。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无论收入水平有多高，中国的幸福指数都上不去。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到2030年中国预计会有14.7亿人口，决策者们需要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对这个庞大的人口来说是最优的、切合实际的和可持续的。中国的耕地占世界总耕地的10％，支持了超过20％的世界人口。今天，全世界总共有11亿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如果中国能如愿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那意味着全世界的高收入人口需要翻一番还要多。这是个史诗般的命题，前所未有的伟业。而且，中国步入高收入社会后，中国人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