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青岛女人最幸福上海北京广州排名靠后

“女性生活蓝皮书”暨第5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结果近日公布。据报告调查显示，城市女性最焦虑的事情是：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而对全国十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岛女性的幸福感最强，当青岛女人最幸福。

  《中国妇女》杂志社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哈尔滨、长沙、兰州、郑州和青岛10个城市，兼顾了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城市女性的幸福感的结果显示，家庭是女性幸福的源泉。“家人健康”、“家庭和睦”、“孩子有进步”成为2009年城市女性幸福的三大因素，选择这三项的比例分别为69.6% 、66.2%和36.3% 。另外“人际关系好”占29.8%，“工作顺利”占28.5% 。最焦虑的事情是：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

  从学历结构分析，本科学历的被调查者主观幸福感分值为50.7分，高于其他学历被调查者；大专学历的被调查者幸福感分值为49.4；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者的幸福感分值为46.5；研究生（硕士、博士）学历的调查者主观幸福感分值最低，为45.9分。

  对10城市女性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发现，青岛、郑州和杭州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位列前三。其中，青岛女性连续两年以70分位居第一。与第四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结果相比较，一级城市的被调查者幸福感下降很多，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排名均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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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项关于女性幸福感城市排名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按照《中国妇女》杂志社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等联合公布的“女性生活蓝皮书”暨第5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青岛、郑州和杭州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位列前三，而一线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女性幸福感排名均靠后。郑州何以能跻身女性幸福感城市前三名？与其他受调查的城市相比郑州女性的幸福感是否真实？

  分类指标 郑州样样靠前

  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具有完整的“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它涵盖7个一级指标，包括“感情幸福，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收入增加”、“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精神生活充实”、“远离污染的居住环境”、“治安良好，社会安定”等。

通过对10个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评价指数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杭州女性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数得分最高，为83.9分，位列第二的郑州为79.1分，位列第三的深圳为77.9分，北京、兰州两地女性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数得分连续两年偏低，且得分较上次调查有较大下降。

  调查还显示，第五次城市女性生活质量总体评价为61分，较上次调查结果（63分）有所下降。尽管被调查者对“感情幸福，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充实”的评价值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是由于对“收入增加”和“远离污染的居住环境”的评价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女性生活质量总体评价下降。

  生活优劣 不看城市规模大小

  与第四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结果相比较，一级城市的被调查者幸福感下降很多，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排名均靠后，而郑州却能异军突起。这是否具有说服力？

  在省会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管女士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这是这些城市女性幸福感低的主要原因，反观省会郑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收入比一线城市低不了多少，但用于购房、教育、消费的生活成本支出却要少很多，所以女性的幸福感就强。据她所知，很多郑州女性在高档消费方面的支出惊人，因为她们的生活压力相对很小。“如果是让我在这些城市中选择，我仍然会选择郑州。”管女士说。

  仔细审视调查结果，不难发现，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国内一线城市，调查选项在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工作压力上相对二线城市得分不高。这从城市女性所思所虑可见端倪。结果显示，20～30岁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分值最低，为44.7分。因为她们面临着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家庭收入低、孩子教育、工作压力等多重难题，而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家庭收入低成为受访者最焦虑的事情。其中，“物价上涨”占44.8%；“买不起房”占29.2%；“家庭收入低”占23.9%。

  幸福对比 郑州宜居仍需提高

  幸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房子。在“买不起房”这项指标中郑州相对失分较少。在受调查的10个城市中，郑州房价排名倒数第三，仅高于西部的兰州和同属中部的长沙，与沿海城市房价相差甚远。而按房价收入比，2009年郑州市户均可支配收入约50335元，同期郑州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每平方米为4580元，单套住房建筑面积按100平方米计算，则每套房45.8万元，由此计算2009年郑州房价收入比达到了9.1倍，而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都在一二十倍。

  在10个城市中，郑州女性幸福感排名靠前，这是否就是说郑州人的生活质量令人满意了呢？

  郑州市民殷女士说，郑州女性生活比较安逸，小富即安，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主观幸福感也较强。与青岛、杭州这样的城市相比，郑州人的生活质量仍然有待提高。

  新浪乐居的一位网友说：“郑州的房价并不见得能让受访者满意。相对于郑州人的工资水平来讲，目前郑州房价仍然太高，许多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市场并不规范，开发商违规的事情时有发生，购房者并不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物业服务严重不到位，业主的权益也没有得到保护。”和这位网友意见相同的人不在少数，这种意见和郑州市的楼市现状很吻合。

  而郑州人的生活环境也亟待提高。一位网友说，在生活环境上，郑州市目前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交通。“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叫郑州”，这句俗语流行于郑州市的大街小巷，人人耳熟能详。由于规划不合理，城市功能分区不完善等种种原因造成了郑州今日的交通拥堵。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郑州人的城市幸福感。

破解

  建设卫星城，为主城区分忧

  有了城市病并不可怕，关键看能否“治病”。

  李光对武汉的未来充满希望：“从现在起，科学的规划，加上科学的管理，武汉这座超大城市依然能生龙活虎。”

  科学的规划，首先体现在建设“卫星城”上。李光说，从地形来看，武汉不像北京那样有条件搞围层规划，即分若干环。武汉三镇分割，若仍采取围层规划“摊大饼”，而不是分流到卫星城，城市拥堵会更严重。

  对此，在探讨“十二五”规划纲要座谈会研究城市空间布局、城建等专项规划时，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汉发展绝不能再‘摊大饼’！”依据“十二五”规划初步构想，武汉市城市空间布局，将形成“主城+新城组群”，在6个远城区各重点建设一个“卫星城”。

  “既然确定了‘卫星城’的规划思路，就应该对主城区的功能定位有清醒的认识。”刘建平称，城市的最终功能，是要给市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不能生活在被工厂环绕的环境中。因此，主城区应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时尚消费等，而不是工业。

  在产业结构上，武汉经济转型还有很大空间。北京、上海等同样有城市病的大城市，已很注重转型。去年，武汉第三产业约占经济总量的50.2%，而北京在2008年第三产业就已达73.2%，广州去年已达到60%以上，这说明，武汉经济转型的路，还很长。

  观点

  幸福感，来自于“国民同富”

  拥堵、渍水、房价过高，这对城市来讲是城市病，而对城市居民来讲，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幸福感不强。

  幸福是什么？套用QQ签名上榜率较高的一句话来解释，“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居民的幸福感又来自哪里？

  收入提高了仍不幸福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

  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

  “幸福感，是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感体验，由多种因素构成，收入只是其中之一。”刘建平说，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已转向追求精神满足，但城市病的暴发，使得文化娱乐、生态环境等精神需求，已不能满足市民要求。如周末想出去玩，却觉得没地方可去，出门又会堵车。

  对幸福感，李光教授还有另一种解读。虽然收入在增长，但市民的生活成本也在增加，且增速比收入增速快。很多人有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的焦虑，当然幸福感就会不强。

  幸福需实现“共享与均衡”

  “虽说关系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整体来讲，幸福感不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李光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相较于个人收入的增长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国更注重GDP的增长。

  这一点，在武汉也有明显体现。去年，武汉市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0%。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已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到议程上来。”李光认为，这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蛋糕将向民众倾斜，即会增加工资收入水平，加强对社会公益服务的投入，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增加国家投入的比重，减轻民众负担。

  “增加对民众的投入，实际上也是国家向民众‘还账’。”刘建平称，国家提出“包容性增长”，其关键在于其关键在于“共享与均衡”，即共享改革开放结果，社会和谐均衡地发展。而在过去的发展中，国家对民众有“硬欠账”和“软欠账”，“硬欠账”指在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软欠账”指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的投入不足。当实现“包容性增长”后，国民同富，幸福感自然也就强了。

  生活在武汉，你幸福吗？

  24日，央视着名主持人白岩松将做客武汉主讲“幸福”，而现在网近日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六成武汉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指数不高。

  压力变大，主要体现在“交通拥堵”和“房价过高”这两项。

  六成武汉人幸福感不强

  现在网的调查中，“对武汉的商品房价格满意吗？”这一选项，约68.4%的参与者选择“买不起房，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人选“想买房，价格我能接受”选项。

  在“对武汉的整体交通状况是否满意？”选项中，有57.7%的人选择“不满”和“非常不满”，没有人选择“非常满意”，只有约7.7%的人选择“满意”。

  “高房价和交通拥堵，就是典型的城市病症状。”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光教授称，当代都市人群幸福感下降，与城市病有一定的关系。

  李光表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大城市，均表现出生活舒适度下降的城市病，甚至有人在网上提出“逃离北上广深”的口号，而武汉若不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将有可能步“北上广深”后尘。

  “对武汉来说，城市病已如蝴蝶效应一般，一件小事都可能引起全城瘫痪。”李光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病已让大城市越来越脆弱。

  “摊大饼”引发大拥堵

  拥堵，可能是当前武汉市民最大的抱怨。李光说，这并非武汉独有，全球很多大城市都有类似的城市病。

  李光称，早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相对科学的管理体系，也不能预见今后数十年的情形。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期，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城市发展往往采取“摊大饼”的方式，从一环到二环、三环，甚至七环、八环，越发展越大，但一个城市的资源有限，一旦“超载”，矛盾就出来了。

  武汉的道路交通就是典型的城市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城市交通管理研究所所长胡润洲表示，现有的道路宽度和格局，基本只能满足70-80万辆机动车出行，但武汉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100万辆，且增速惊人。

  《2010武汉市交通蓝皮书》表明，去年底武汉私人客车达40.2万辆，而发展到第一个10万辆用了10年，第二个10万辆用了3年，第三个10万辆用了一年半，第四个10万辆只用了一年。

  “机动车增长速度远远大于道路发展速度，这样的城市怎能不堵呢？”胡润洲说。